陈 建
发展必须开放，开放需要改革，这一改革与开放的逻辑，贯穿我国35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无论是应对全球化新形势的挑战，还是解决我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以开放促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部署意义深远。
全球化开启经济发展新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经过战后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之后，相继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航天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一方面推动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为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日益衰落。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开始寻求海外加工基地，一般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跨国公司所推动的生产全球布局，形成了一种以国际分工为特征的新生产方式。生产要素、商品与服务在不同经济体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在全球的先进技术水平上利用全球的资源，极大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摆脱落后唯有开放。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率先在全球化中得益。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先后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遇，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高速增长，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被称为“70年代的经济奇迹”。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的生产方式，迫使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采用市场经济方式，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这一点在中国改革开放10年后，东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得到证明。
开放必然促进改革。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首先需要解决人民生活贫困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何在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发展经济。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中国开始了体制内的改革。广东的改革逻辑有所不同，依托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通过承接香港、台湾的产业转移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经济开放推动制度层面的改革。开放是改革的必然驱动力，因为市场经济是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质上是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生产方式的适应。开放所要求的国际接轨，推动了广东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使广东经济率先发展，从1985年起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第一。广东开放经济的成功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
加快开放模式转型升级。中国的开放从广东开始，广东的开放模式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当时我国经济落后，外汇短缺，但劳动力有优势。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借鉴“四小龙”发展经验，采取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导向和成本竞争的开放模式所依托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我国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而内需增长滞后；二是外汇收入盈余的负面影响突出；三是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优势不再，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从国际环境看，发达国家制造业出现回流趋势，世界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开放型经济模式从出口导向向多元平衡转变，从成本竞争向创新竞争转变，从政策推动向制度构建转变，促进国内外市场融合，提高开放经济水平，已刻不容缓。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球化下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区域，使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制度处于全球竞争之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是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制度的效率，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深化，推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质，是适应全球化这一生产方式的不断演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一系列举措，正是在这一原则上的改革深化。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