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不断在海外投资折戟，给政府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
新形势下，经济转型的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越来越受到关注
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处于关键的时刻，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正经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过渡，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作为，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寻求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
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总体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与中国经济总量以及中国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相比，目前“走出去”的规模还太小，存在的问题依旧较棘手。
莱芜钢铁集团法律事务部副部长赵景玉在《法人》杂志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上表示，经济转型中的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原有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更加加剧，在现在大调整和大变革时期，带来了很多国际商机和投资机遇”。
“走出去”的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水平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中，既出现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同时也发现一些企业也曾面临困境和遭受失败。
中国企业走到外国时，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加之许多中国企业缺少在境外承担的社会责任，缺少和经济合作对象以外的社会各方面(如议会、工会、媒体、社区)沟通的习惯，也缺少公共外交的自觉和经验。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最近以来，公共外交的理念在国内外传播，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公共外交的责任，认识到公共外交在“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黄瑞在“2013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上跟与会嘉宾分享了机电设备出口及国际工程承包法律风险。
黄瑞表示，改革开放以后，最开始的十年，我国机电产品基本没有出口，随着国力不断增进提高，我国的机电产业迅猛发展，在海外的总承包项目也越来越多，有效带动了机电产品出口。这与国家整个经济发展思路，包括产业升级转型现状等有很大的关系。
黄瑞认为，产品、技术、经济等都在不断变化，一个国家要想能够持续输出附加值非常高的产品，能够有效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占到相当份额，法律服务管理和法律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黄瑞从交易方式、交易安排、合同文本、合同条款和合同执行五方面阐述了机电设备出口及国际承包法律风险的防范。黄瑞说，很多时候争议发生后律师再进去，面临的是一个有残缺的现状。而如果从最开始交易方式过程包括主要的交易安排、最后合同执行等层面，公司法务都能够参与的话，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效并且有把握的操作。
律商联讯中国区国际产品主管卢宝峰表示，在日常的工作中，律商联讯会收到一些反馈，拜访客户时法务人员会首先遇到路径选择问题，这是律商联讯抽选出来反馈比较多的问题之一。
关于解决建议，卢宝峰说，法务工作者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路径相当复杂，“如果把它最简化，基本可以涵盖三个方面：第一步要做事实研究，研究目标公司;第二步从法务层面做一些法律研究;最后会形成一个解决方案、出一些报告、合同等等。”
高管的隐性风险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和并购已经达到800亿美元，在国家政策鼓励下，仍然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另外中国有上千家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分布在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
境外投资和上市，风险与机遇并存。由于相对缺乏经验，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并购中，成功案例并不是很多。过去几年，海外投资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险、法律风险等，但是，一个潜在风险却被忽略——高管的隐性风险。
英国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庆认为，富尔德在中国市场20多年，目睹了中国经济奇迹性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企业近几年走出去的海外并购、上市浪潮。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之后，一般会从国内委派人员去担任境外子公司管理层，而这些高管派出去，将会面临国外司法体制的监管。在此期间，境外的诉讼和索赔应受到重视。
王庆指出，境外诉讼费用极其高昂，集体股东诉讼案件平均和解金额大概是2000万美金左右。这意味着每个案子平均下来和解成本为两千万美金，很多高管还要自己掏钱支付他们诉讼的费用。很多情况下即使高管没有过错，这个费用还是要他们自己承担，还得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诉讼。
王庆说：“在境外特别是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诉讼相对比较频繁，作为海外分公司以及高管，遭到诉讼的理由可能很多，如公司股东投资人诉讼、兼并收购价过高以及内幕交易等。”
王庆最后总结，海外公司的高管或者董事风险重重，但有一些可以规避和解决的办法，比如购买海外高管以及董事责任保险(放心保)是个值得考虑的措施，而这种形式在英美国家已非常普遍。
如何应对风险环境
随着涉外投资项目的增多，风险不言而喻，那么该如何有效应对外国法律和政治的变化，也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点。
人和人寿保险公司筹备组负责人李政明在“2013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上介绍了他所在企业在应对上述问题时的经验。
李政明说，在应对风险环境时先要进行风险评估。
他指出，人和人寿保险公司在设立一家海外分支机构时，曾考虑过越南、南非、新西兰和印尼等多个国家，但通过详细考察之后，公司最终决定在新西兰和印尼设立机构，最后也证明了决策的正确性。
李政明表示，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抉择，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人和人寿保险公司在投资前进行了详细的风险评估;其次，在分支机构设立后，经营管理力求当地化，并与当地企业合作，寻求当地政治、法律支持;再次，当遇到政策突变时向本国政府寻求政治支持。
李政明建议，在政策不利时，企业需未雨绸缪，静候时机。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克江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共同遵守一个规则即合同和法律，这样走出去的过程中才会更强、更大。
“我们为什么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大而不强’呢?刘克江说，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应因为法律上的权利没有保障而导致相关损失。但目前的事实确实，法律风险是其中非常大、非常主要的风险，所以企业必须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势在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