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核心提示：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目标，需要从“四减四加”入手。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成熟之日，也就是科学宏调目标实现之时。届时“宏观调控”这个体制转型期的特色名词，其中带有计划体制遗迹的“控”字或许会被扬弃，最终采取“宏观调节”或“宏观管理”之类表述。
与历次改革决定一样，改进宏观调控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涵盖重要内容之一。决定把“科学的宏观调控”看作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之一，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决定要求“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1、宏观调控的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看，国家在计划体制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有全局与局部之分，却无宏观与微观之别。宏调调控理论与实践是改革时代产物。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概念，要求“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同时，第一次提出宏观调控命题：“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求“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体改决定阐述了宏调目标和方法，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 党的十六大以来，更多强调“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要求“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由此可见，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宏调方针所表述的新意，明确了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宏调手段，提出了宏调目标制定和实施机制化，体现决策层宏调理念的重要创新。针对后危机时代形势演变，要求“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显然这也是全新表述。提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折射高层意识到需系统反思与应对这个复杂问题。
成熟市场经济，宏观政策对象主要指总需求管理与稳定政策，主要针对国民经济或开放宏观经济的总量关系与平衡。宏观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特点，宏调职能部门也比较有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探讨的宏观调控体系仍有待科学化，与转型期宏观调控实践的一些特点与矛盾有关。
我国对宏观调控概念和对象界定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总量平衡，而且涵盖结构调整和优化目标。为此，在政策工具上就需要借助计划、产业政策等多样化工具。在政策实施主体上，表现为很多部门参与宏调，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
笔者研究近十年宏观调控史，粗略梳理发现，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有几十种之多。这些政策，有的属于间接总量调节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汇率以及财政收支逆周期变动，与市场经济宏观政策原理比较一致。较多属于准入数量型和产业调控型工具的，如依据产业政策目录对大量产品投资进行审批与核准，信贷数量、供地数量调控等。这类政策往往与治理产能过剩，控制两高一资及环保质量标准等结合，对部门选择与施政松紧，具有较大程度的随意性。
在房地产、农产品等价格上涨较快通货膨胀环境下，有关部门利用各种手段直接干预需求以及市场流通，有时直接实施物价管制，这类工具也往往以宏调措施推出。偶尔还会采用直接行政干预工具，保证宏观调控政令畅通。这类干预虽发生频率较低，然而对市场规则稳定预期客观影响较大。
对象宽、工具泛、主体多的宏观调控体制虽便于灵活施政，但往往难以厘清市场功能和政府干预的边界，“叠加效应”容易放到经济周期波动。宏观波动短期变异度较高，宏观调控有相机抉择特点，与产业和结构政策取向比较稳定的要求和属性难以兼容一致，实践起来难免导致宏观调控微观化与过多干预常态化。
2、宏观调控的“四减四加”
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对象过广、宏观调控工具过宽、宏观调控部门过多，就会出现政府部门随意“以宏调名义”干预投资、信贷、准入等方面微观经济活动，难以实现健全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目标。宏观调控举措是技术性问题，宏观调控规则、范围、方法则是体制性的，并在经济实际运行层面具体定义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作用的真实边界。
宏观调控科学化与体制市场化具有双向关系：体制市场化程度制约宏观调控科学化程度，同时宏观调控宽泛化、微观化，也会固化甚至强化体制中非市场因素与结构，不利于实现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决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必将为破解科学宏观调控难题提供历史新机遇。
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目标，需要从“四减四加”入手。
减法第一点，是在认知和概念上做减法，更为科学和严谨地界定宏观和宏观调控范围，减掉原本不属于宏观和宏观调控内涵的因素和对象。
第二项减法，是一些部门职能定位需“去宏调化”，让环保宏观调控、土地宏观调控、农业宏观调控这类流行概念逐步淡出。
三是在“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化”方面做减法。随经济发展阶段逐步提升，产业政策本身需适当瘦身。产业政策应与宏观调控干预适当区隔。
四是应减少用行政手段宏调。尽量避免采用冻结土地供应、查处某个民营企业这类激烈方式实施调控。
宏调改革成功关键在于做好加法。一是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增加汇率价格杠杆调节功能上做加法。二是要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更好发挥利率价格杠杆调节作用上做加法。三是应该调整现行央行体制，在提升其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上做加法。适当扩大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大于弊。这方面改革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等局部利益的过多影响，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增强其可问责性。四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升财政预算制度透明度，减少政府财政直接投资比重，推进结构性税制调整。加快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增加财政支出直接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比例，有助于增加财税收支随宏观景气变动发挥“自动稳定调节”作用，使其更好地发挥机制性宏观调控功能。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时间表，到2020年有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预见，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成熟之日，也就是科学宏调目标实现之时。届时“宏观调控”这个体制转型期的特色名词，其中带有计划体制遗迹的“控”字或许会被扬弃，最终采取“宏观调节”或“宏观管理”之类表述。